当前位置:首页 > 高教研究 > 高教研究
高教研究

刘亭:如何把握“十四五”的发展环境?

   添加时间:2020-08-26 09:30:23   浏览次数:252  

较之新世纪以来已经执行的四个五年规划,这一次“十四五”规划的编制工作恐怕是最难的——难就难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大变局,而其中的不确定性又实在太多太多。

现在看来,新变局中最主要的因素有三个: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、可能发生的“全面脱钩”和一定意义上的“新冷战”;疫情的全球蔓延和常态化;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快,科技和人才竞争的白热化。

具体而言,新变局之一是美中战略竞争加剧2010年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,也是第一工业制成品出口国。很多商品的生产量和价值量,都位居全球前列,还有不少是世界第一。为了提高产业的竞争力,我们推出“中国制造2025”;为了增强金融的竞争力,我们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。中国高举经济全球化大旗,提出“一带一路”战略构想,倡导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,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重建。哈佛的专家研究了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,提出“修昔底德陷阱”论,认为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终有一搏,而且多数还以兵戎见高下。

对于将中国列为长期战略竞争的对手,似乎已在美国形成了两党一致、朝野一致的局面。“中国的朋友们”纷纷噤声,基辛格也哀叹:“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去了”。特朗普政府对我的贸易战、科技战、金融战、信息战、口水战,可以说是全面开火,还不断扬言“脱钩”。对于台湾、香港、新疆等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,可以说是“撕破伪装、赤膊上阵”;而对于可能对其科技领导和控制力造成挑战的华为公司及其5G 技术,则实行“极限打击、斩首行动。”美国在自己耀武扬威的同时,还胁迫当年的盟友和世界各国“选边站”,对我全面进行围堵和打压。

新变局之二是疫情蔓延,雪上加霜。中国虽然发生了大规模的新冠疫情,但依靠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,全国人民众志成城,我们很快就走出了困境。虽然今后或许还会有反复,但基于上一轮的应对经验和共识信心,我国完全有能力将新的疫情阻击在可控范围之内。但放眼全球,新冠疫情仍然处于高发阶段,且多有反复。全球累计确诊已超过千万例,死亡也已超过50万例。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·雷德菲尔德表示,全美感染新冠病毒的真实人数可能高达2400万!

这是自西班牙大流感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:“是上世纪二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。”疫情全球肆虐,几乎无一幸免;且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反复迁延,至今仍未能实现有效遏止。至于前景,专家预估还将会延续两年之久。

疫情造成全球经济严重紊乱,陷入衰退。IMF去年预测的今年全球经济增长3.3%言犹在耳,今年3月已警告全球经济将进入衰退。根据其4月17日发布的最新预测,将骤降6个点为-3%;疫情如继续恶化,将进一步降至-6%。其中美国降5.9%,日本降5.2%,英国降6.5%,德国降6.9%,唯有中国正增长1.2%。美联储、摩根斯坦利、标准普尔等机构的报告,比IMF的预测更为悲观。世行6月份的最新预测,全球经济负增长5.2%,高收入国家负7%,EMDE新兴市场国家负2.5%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这场疫情可能引发一场“近代历史上无可比拟的衰退”。 

新变局之三是数智经济方兴未艾,大行其道。早在世纪之交,针对克林顿总统对八年执政经济业绩的自诩——“新经济”(即100多个月持续的一高两低:高增长率+低失业率、低通胀率),我就曾写道:“所谓新经济它的表现形式可以是‘几高几低’,但它的实质就是‘两化’:一化就是信息化或者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;还有一化就是全球化,以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全球扩张。或者换一种表达方式,所谓新经济就是:信息化(生产力)×全球化(生产关系)=新经济(生产方式)(详见2000年《新经济时代中国传统企业发展的现实选择》)”。

2003年在我省的第十一次党代会上,提出要打造“三个浙江”,其中和“绿色浙江”、“信用浙江”相并列的,就有一个相当超前的“数字浙江”。2014年,我省提出“大力发展信息经济”,并率先于2016年获批成为首个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。2017年,我省进一步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“一号工程”,杭州则争创“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”,全省紧紧咬定数字经济青山不放松,全面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。

突如其来的疫情,更使得以“电商+快递”、“网络+直播”的新零售爆发式增长。大量非接触经济形式涌现,将一切原本近距离交往的活动,尽其所能地转化为依托网络开展的信息沟通和撮合成交。形势比人强,无可选择的疫情给全体经济活动参与者上了一堂大课:不以数智化信息和数智信息技术为引领、为支撑的实体经济,将尽失先发和既有竞争优势。为长远计,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将自身的发展转入数智经济的轨道,并痛下决心实质性完成全业务范围和全生命周期的数智化转型。传统的实体经济,也因此而蜕变为“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(十九大报告语)”的“新实体经济”。

新变局的种种不确定性,正是“十四五”发展环境最大的确定性;而以变应变,以变制变,则是我们明智的选择。在分析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基础上,必须明确我们所要坚持的确定性何在。概括起来,无非有四:一是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,对于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关键性作用;二是在多重内外部压力下,牢牢抓住力促我国市场化改革深化和制度型开放扩大的历史性机遇;三是推进科技、制度和人文创新,经由数智化转型推动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;四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,对于办好中国自己事情的决定性意义。

 

(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级研究员)

(摘自“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”官方公众号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