较之新世纪以来已经执行的四个五年规划，这一次“十四五”规划的编制工作恐怕是最难的——难就难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大变局，而其中的不确定性又实在太多太多。
现在看来，新变局中最主要的因素有三个：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、可能发生的“全面脱钩”和一定意义上的“新冷战”；疫情的全球蔓延和常态化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快，科技和人才竞争的白热化。
具体而言，新变局之一是美中战略竞争加剧。2010年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，也是第一工业制成品出口国。很多商品的生产量和价值量，都位居全球前列，还有不少是世界第一。为了提高产业的竞争力，我们推出“中国制造2025”；为了增强金融的竞争力，我们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。中国高举经济全球化大旗，提出“一带一路”战略构想，倡导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，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重建。哈佛的专家研究了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，提出“修昔底德陷阱”论，认为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终有一搏，而且多数还以兵戎见高下。
对于将中国列为长期战略竞争的对手，似乎已在美国形成了两党一致、朝野一致的局面。“中国的朋友们”纷纷噤声，基辛格也哀叹：“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去了”。特朗普政府对我的贸易战、科技战、金融战、信息战、口水战，可以说是全面开火，还不断扬言“脱钩”。对于台湾、香港、新疆等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，可以说是“撕破伪装、赤膊上阵”；而对于可能对其科技领导和控制力造成挑战的华为公司及其5G 技术，则实行“极限打击、斩首行动。”美国在自己耀武扬威的同时，还胁迫当年的盟友和世界各国“选边站”，对我全面进行围堵和打压。
新变局之二是疫情蔓延，雪上加霜。中国虽然发生了大规模的新冠疫情，但依靠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，全国人民众志成城，我们很快就走出了困境。虽然今后或许还会有反复，但基于上一轮的应对经验和共识信心，我国完全有能力将新的疫情阻击在可控范围之内。但放眼全球，新冠疫情仍然处于高发阶段，且多有反复。全球累计确诊已超过千万例，死亡也已超过50万例。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·雷德菲尔德表示，全美感染新冠病毒的真实人数可能高达2400万！
这是自西班牙大流感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：“是上世纪二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。”疫情全球肆虐，几乎无一幸免；且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反复迁延，至今仍未能实现有效遏止。至于前景，专家预估还将会延续两年之久。
疫情造成全球经济严重紊乱，陷入衰退。IMF去年预测的今年全球经济增长3.3%言犹在耳，今年3月已警告全球经济将进入衰退。根据其4月17日发布的最新预测，将骤降6个点为-3%；疫情如继续恶化，将进一步降至-6%。其中美国降5.9%，日本降5.2%，英国降6.5%，德国降6.9%，唯有中国正增长1.2%。美联储、摩根斯坦利、标准普尔等机构的报告，比IMF的预测更为悲观。世行6月份的最新预测，全球经济负增长5.2%，高收入国家负7%，EMDE新兴市场国家负2.5%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这场疫情可能引发一场“近代历史上无可比拟的衰退”。
新变局之三是数智经济方兴未艾，大行其道。早在世纪之交，针对克林顿总统对八年执政经济业绩的自诩——“新经济”（即100多个月持续的一高两低：高增长率+低失业率、低通胀率），我就曾写道：“所谓新经济它的表现形式可以是‘几高几低’，但它的实质就是‘两化’：一化就是信息化或者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；还有一化就是全球化，以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全球扩张。或者换一种表达方式，所谓新经济就是：信息化（生产力）×全球化（生产关系）=新经济（生产方式）（详见2000年《新经济时代中国传统企业发展的现实选择》）”。
2003年在我省的第十一次党代会上，提出要打造“三个浙江”，其中和“绿色浙江”、“信用浙江”相并列的，就有一个相当超前的“数字浙江”。2014年，我省提出“大力发展信息经济”，并率先于2016年获批成为首个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。2017年，我省进一步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“一号工程”，杭州则争创“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”，全省紧紧咬定数字经济青山不放松，全面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。
突如其来的疫情，更使得以“电商+快递”、“网络+直播”的新零售爆发式增长。大量非接触经济形式涌现，将一切原本近距离交往的活动，尽其所能地转化为依托网络开展的信息沟通和撮合成交。形势比人强，无可选择的疫情给全体经济活动参与者上了一堂大课：不以数智化信息和数智信息技术为引领、为支撑的实体经济，将尽失先发和既有竞争优势。为长远计，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将自身的发展转入数智经济的轨道，并痛下决心实质性完成全业务范围和全生命周期的数智化转型。传统的实体经济，也因此而蜕变为“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（十九大报告语）”的“新实体经济”。
新变局的种种不确定性，正是“十四五”发展环境最大的确定性；而以变应变，以变制变，则是我们明智的选择。在分析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基础上，必须明确我们所要坚持的确定性何在。概括起来，无非有四：一是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，对于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关键性作用；二是在多重内外部压力下，牢牢抓住力促我国市场化改革深化和制度型开放扩大的历史性机遇；三是推进科技、制度和人文创新，经由数智化转型推动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；四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，对于办好中国自己事情的决定性意义。
（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级研究员）
（摘自“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”官方公众号）
